从这样的态度里，人们也就窥见了一座大坝，一个工程科学与理性的风骨。 1993年，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工建设，陆佑楣担任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在即将步入六十岁之际，投身于这一工程的建设。2003年，三峡工程成功实现水库初期蓄水、首批机组发电和船闸通航，这位年近七旬的工程师功成身退。十年任期里，是这个国家大型水利工程业主公司的负责人，一名水电建设管理体制转型时期的企业家。在此之前，大学业后的28年间参与和主持了黄河和汉江上五座大型水电工程建设；随后8年，先后在国家水利电力部和能源部任职，参与了全国水电建设体制改革和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在此之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书立说，谈能源发展，谈工程哲学，是一名学者。可在如今八十三岁的眼里，对于自己最准确的定位是一名工程师。 江流千古，关于长江的历史，我们难以回想得完全，却能清楚地知道，年年岁岁相似的江河因为一个巨型水利工程而生了变化。对于三峡工程，争议质疑也好，成就启示也好，各方都曾作出资料翔实的叙述。因此，这一次，我们不谈海量的数据，不讲空洞的道理，只是走近这一位在三峡工程建设的十一年间，工作、奋斗、奉献于斯的工程师，去看看一个工程师眼中的雄伟工程和与这座工程相关的人事记忆。 建与不建，怎么建，工程师提供的是科学依据 上个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进入科学论证的重要阶段。 1986年6月19日，12人组成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以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为组长，陆佑楣、潘家铮为副组长，很快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了论证工作的目标、要求、方法、主要内容、阶段划分和组织机构等。对陆佑楣来说，两年以前，当从西部水电建设的一线来到北京，就知晓了自己作为一名专业的工程师即将承担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职责和使命。 论证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论证工作，同时为了接受各方面的指导和监管，从国家综合部门和有关方面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根据各方面对三峡工程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又成立了14个课题专家组（即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共有四百余名资深专家，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设计、施工、制造、运行单位，以及各省市地方政府、机构而来，参与到历时近三年的论证中。 在认识长江以及长江流域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专家组首先论证了为什么要建三峡工程、建与不建的利弊得失，也就是三峡工程建设的必要性。然后，专家组充分论证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们从长江三峡的自然规律、水文、地质、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论证，对正常蓄水位150米、160米、170米、180米和200米等不同方案进行分析对，来选择最优方案。最终，专家组一致认定正常蓄水位175米的方案可以满足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通航等各项功能。在整个论证过程中，专家组反复研究各种方案和不同意见，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最后得出了科学理性的结论。 在陆佑楣看来，这一过程也是专业的工程师们身负使命与职责，践行理想与信念的过程。 如何才能被称为一个专业的工程师？ 2002年1月14日，奉节第一爆。 1960年，西欧和北美的工程师联合会议首次提出了对专业工程师的定义。一个合格而专业的工程师应该是这样的人：能凭借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去应用科学的法则；也能具备远见，去分析和解决工程相关的问题。对于三峡工程涉及的每一科技领域，陆佑楣以及专家组所有的成员们正是秉持着这样专业的工程师的态度和信念，去不断深入研究，每一步都谨慎规划，每一项都精细试验，以工程之科学知识的应用与发展为己任，努力地工作着。 “三峡工程对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不建好，早建晚建有利，建议早做决策。”——这四十九字的总结是专家组们最终的论证结论。 1989年3月8日，《人民日报》以《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部完成，两种不同意见依然尖锐对立，工程是否上马有待中央决策》为题，发表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十次（扩大）会议的报道，为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画上了句号。于陆佑楣而言，至此，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需要工程师们提供的理性思考已经完备。三峡工程该不该干，最终决策不是工程师的职责；工程师的责任在于如实反映客观情况，最终在科学和民主的前提下决策是政治家的事情。决策之后，工程师所需要做的仍旧是在建设的全过程秉持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不断从自然规律和科学依据出发，去权衡利弊，选择方案，指导实施，监督管理。 成就追求卓越的三峡精神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了表决，超过三分之二的代表投出赞成票，建设三峡终于迈出了成为现实的实质性一步。在工程论证后，工程师们一直保持着待命状态，随着工程建设决议的通过，们又将奔赴建设一线，继续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一个天然就背负着家国使命的大型工程必然也会顺应改革时代的步伐，有着新的建设管理体制。 陆佑楣是经历和参与过不少计划经济时代水电工程修建的专家。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当然也能建成大型工程。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的大型水电建设都是采取这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由政府直接管理或成立专门的工程指挥部，用行政的办法组织工程建设。可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建设管理方式，由于没有明确的出资主体，没有完善的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重建设而轻管理的现象时有存在，是一种低效率的管理模式。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三峡工程这样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必须适应这一重大转变。 于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重要决策。 三峡工程建设必须改革，成立一个自负盈亏的、既管建设又管生产的、权责利结合的经济实体（中国三峡总公司），承担工程建设的全部债权债务，这样就宽了融资渠道。当工程建设期第一批机组开始发电，公司即可用发电收益作为工程建设和移民资金，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资金流，减少了国家的资金投入。 陆佑楣总结了三峡工程的建设管理模式，在看来，成立三峡总公司这样一个经济实体，实行业主负责制，整个工程的开发建设成为一个静态投资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过程。对建设资金的投入控制根据1993年的物价指数，初步设计的静态概算定为900.9亿元，再考虑17年长周期的施工过程中，物价的上涨以及贷款利息等指数，估算的动态总投资需求为2039亿元。三峡工程建设以动态投资为资金管理的目标，有效地控制了工程造价。 在这样的体制保障下，对工程师来说，们所从事的工作可以尽情丰富而充满智慧。即使具体的专业领域不同，但工作所要求的原创性与自主判断一直是工程师这个概念的应有之义。专业的工程师们总是会通过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或技术成就，来持续了解和密切跟进世界范围内与其所从事专业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并积累、消化以及独立地去应用这些信息。正因为如此，们能在工程的科学和技术应用上不断有所突破，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对其所从事专业学科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陆佑楣曾总结过，三峡工程是一项传统、现实、理性的工程，然而它又竟是一项世界的顶级工程和一项综合性的多功能工程，其建设必然会遇到前所未遇的工程难点和各类挑战。而在的记忆里，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初，全体建设者们就认定了这项工程所应用的技术、装备都要尽全力去追求世界最好，工程的质量与安全标准更要向世界最优与最高看齐。 工程师们知道，只有在工程建设的实践中，充分应用最新的科学成果与工程技术，用创新的思维予以突破，才能取得工程的成功。这样的理念也成就了后来三峡精神里追求卓越的一面。面对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和需求，三峡工程的建设管理者们不断通过有效利用市场手段，发挥主导和协调作用，组织参建的各方建立起科研、设计、制造联合创新的团队，集中力量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也可以说是闯过了一些难关。这一过程中，有一大批企业通过参与三峡工程的建设，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 三峡技术成果中有两项常被人们提及的典型，一是大坝混凝土的快速施工技术；二是70万千瓦水电机组技术的引进和突破。 大坝全长2308米，高程185米，一座横跨长江的混凝土重力坝，修筑过程中所需要的混凝土浇筑量是空前的，由此产生的困难也是空前的。陆佑楣回忆，在已有的混凝土浇筑技术中，如何选择以达到最优的浇筑效果，是彼时和所有建设三峡的工程师们夙兴夜寐、冥思苦想的难题之一。经过反复咨询论证与研究，不断地试验，否决了多种以往常用技术后，最终决定选用美国先进的塔带机设备，并根据三峡工程施工场地的特点加以创新，形成了以塔带机为主，辅以少量门塔机、缆机的综合混凝土浇筑方案。混凝土从各拌和楼生产出来后，通过皮带机将混凝土输送到塔带机上，再由塔带机直接将混凝土有序地摊铺到大坝面上。这一工厂化的生产方式，集混凝土水平运输和垂直运输为一体，最大的优点就是连续作业、均匀高效，并且不同作业面之间相互干扰很小。 三峡工程设计安装32台70万千瓦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组，这在当时的设计和制造难度居世界之最，而当时国内制造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能力尚停留在较低水平。陆佑楣讲道，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开始水电开发的热潮，到上个世纪90年代，水电开发及装备制造的技术均已成熟。因此，三峡总公司决定，排除争议，为了既确保三峡工程的质量达到一流，又不失时机地提升民族工业制造水平，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采购国外先进设备，并一同引进关键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为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国产化创造条件。 这一举措，一方面是坚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是在寻求自主创新。 据此，三峡总公司决定左岸总装机容量980万千瓦的14台机组一次性国际公开招标，形成了全球性竞争的态势。但同时，招标文件中规定了三个必要条件，即投标者必须与中国制造企业联合设计、合作制造；必须向中国制造企业全面转让核心技术，培训中方技术人员；中国制造企业分包份额不低于合同总价的25%，14台机组中的最后2台必须以中国企业为主制造。在支了1635万美金的技术转让费后，三峡总公司将引进的技术无偿交给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和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企业。哈电与东电通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也逐渐具备了与国际水电巨头同台竞争的能力。在三峡的右岸电站建设中，们各自承担了4台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任务，用七年时间完成了从左岸机组分包商到右岸机组独立承包商的重大角色转变。 大江截流开始。 摄影/孙荣刚 这一转变不仅仅对三峡工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更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这标志着我国水电重大装备实现了30年的大跨越，国内水电制造技术迈进世界先进行列。也就正如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三峡工程等一大批重大工程技术成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为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导流明渠截流现场。 不断深化对于三峡工程、长江与整个自然的认识 科学家研究事物，工程师建立事物。科学家探索世界以发现普遍法则，工程师则使用普遍法则以设计、建造和生产实际的事物。 作为工程师，对于世间事物的认识，都是基于科学和理性的标准。在陆佑楣眼中，历经了三峡的论证与建设，谈及三峡时，总是认为必然要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的设想说起，而关于三峡工程的思考，也并不随着工程的竣工而结束。三峡工程的设想、论证、建设、运行，是四个连贯的时期，也是关于江河治理、人与江河、自然关系的科学理性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 走过国家近代以来的峥嵘岁月，又亲身参与了工程建设，陆佑楣谈及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峡工程设想时说，那大概是国人对河流认识的初级阶段。彼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富强和发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里，三峡若建成电站，其发电、航运的收益将为国家贫弱状况的改变注入强大动力。也正是因为国家尚未富强，从提出设想，到抗战胜利后的初步论证和进一步规划、踏勘，人们对于三峡的认识，对于长江开发治理的认识，都只能停留在相对较浅表的层次，当时设想的“三峡水电站”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发电生产化肥，并没有把防洪作为三峡工程的首要功能。 从一个科学而全面的角度来看待长江与三峡，一个国家长远的治水史，终于推动着人们将对三峡的建设规划，容纳进更丰富的治水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对三峡工程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长江是一条雨洪河流，遇上雨水丰沛的年份，一旦暴雨形成的洪峰超过了河床的安全泄量，便会酿成洪水祸患。整个长江流域，可能发生洪水灾害的地区分布广泛，而危害最大的区域则集中在荆江河段。洪水一旦泛滥，中下游广阔的江汉平原，富庶的鱼米之乡将遭受极大的人力与物力损失。而在长久的治水史里，这里的洪水治理依靠的是古老而原始的方法，洪水袭来，水位长高多少，便在之前堤防的基础上继续加高加固，岸线太长，基础不稳等原因使得这里的防洪工作往往在洪水频发和突发的时刻，显得非常被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长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连续几年迎来丰沛的雨水，江水上涌，给两岸人以深刻的洪水记忆。治国需治水，面对洪水泛滥带来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新中国开始了对建设三峡更完善的思考，共和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长江不仅要开发，首要的还是要治理。事实上，长江中下游洪水灾害的根源是在上游。长江宜昌以上的平均流量占据了荆江洪水流量的95%以上，占城陵矶洪水流量的70%，占汉口洪水流量的66%。只要宜昌河段发生特大洪水，中下游地区就势必受到严重的影响。于是，三峡工程的论证进入了实质性的工作部署阶段，大量的前期工作也正是从此时开始，论证逐渐丰富，科学和理性的认识不断加深，最终一步步走向了工程的开工、建设和运行管理。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高智慧的生物，能主动认识自然规律，所以才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陆佑楣有着自己的工程哲学观点，在看来，通过三峡工程的建设，人们对长江的认识、对工程本身的认识、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一直在实践中加深，也以此来指导着自己的行为。三峡工程的建与不建，如何建，建成后如何管理运行，这实质上是一个理性认识自然和实践工程的过程，体现着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修建三峡工程正是在熟悉长江的基础上，通过工程调蓄不均衡的水资源，发挥首要的防洪效益，同时也发挥发电、航运、生态保护等等综合效益。通过这一工程，人们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用认识来决定对策和行为，最终达成工程综合效益的持续发挥，造福人类与环境。 当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工程都会引发争议。面对这一切，早已步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阶段的陆佑楣唯“坦然处之”这一句话。事实上，翻看以往所接受的媒体访谈，所作的演讲报告，对于三峡工程一直以来存在的争议，从不讳言，也从不急眼。娓娓道来，直指谬误，又谦和有礼。这是一个工程师对三峡工程的客观描述，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自信与热爱，基于自身专业与科学的尊严，所作出的理性而文明的应对。从这样的态度里，人们也就窥见了一座大坝，一个工程科学与理性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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